日本左右翼之争:谁能继承真正的武士精神?
 网站首页 | 中国资讯 | 即时报道 | 中国财经 | 事实关注 | 社会聚焦 | 法制报道 | 消费关注 | 健康医疗 | 食品安全 | 房产地产 | 聚焦关注 | 百姓民生 | 互联网 | 事实关注
您的位置: 首页 > 正文
日本左右翼之争:谁能继承真正的武士精神?
来源: 网易 2018-03-07 10:36:11

1970年11月25日,作家三岛由纪夫(1925—70)与“盾会(楯の会)”的成员一起,闯入了位于东京市谷的陆上自卫队东部总监部。三岛在总监部天台向聚集在广场的自卫队士官发表了演说之后,在“盾会”成员森田必胜的介错下毅然剖腹自杀。其散发的檄文中有云:

……我等看到了战后日本被经济繁荣夺去了魂魄,人们忘记了国家的大义,失去了国民的精神。舍本求末,万事只姑息眼前。政治完全变成了糊涂的矛盾体,国家的百年大计委托外国决定,战败耻辱无人拂拭却只是不断蒙混,我等不得不咬牙旁观日本人自己在毁灭和冒渎日本的历史和文化。我们曾经梦想着,只有自卫队,还残存着真正的日本、真正的日本人,和真正的武士精神。……

三岛认为,根据战后的“雅尔塔·波茨坦体系”,日本的民族精神正在逐渐消融,自卫队沦落为美国的佣兵,事关国家生死的防卫问题在投机主义的法律解释下被敷衍。导致日本人精神腐败、道德沦丧的根本要因正在于此。因此,他满怀激愤地高呼:“建军的精神,只在于捍卫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历史、文化与传统。”

三岛事件,给讴歌和平与民主主义的“昭和元禄”时代疑带来了巨大冲击。然而,正如前首相佐藤荣作以及原东京大学教授大内兵卫所评论的那样,舆论界的普遍论调却均认为“三岛是个疯子”,并将他的这一行为视作发狂者偏离常轨之举动;对于其政治意味的考量,人们也多认为这只是激狂的右翼思想的萌生。

自杀前的三岛由纪夫在天台上演讲

在三岛死去的前一年,即1969年的5月13日,他出席了在东京大学召开的“全共斗与三岛由纪夫公开讨论会”。在会上,三岛与全共斗活动家芥正彦、小阪修平等人围绕国家、天皇等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三岛说:“对于诸君表现出的与战后日本之欺瞒现状作战的决心,我深表共鸣。只要你们能说一句‘天皇万岁’,我就愿意与你们一起战斗,至死方休。”由此可以看出,三岛对于激进程度超过共产党、社会党等旧左翼势力的“新左翼”全共斗运动,似乎充满了同情。据此观之,对于“左翼等于进步革新,右翼等于保守反动”这一单纯的公式,显然还需要进一步的考量。

根据《广辞苑》(日本最权威的词典之一,译者注),左翼与右翼之定义如下:

左翼:(法国大革命后,由于雅各宾派等激进派党在议会中的席位居于议长左手边而得名)指激进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立场。

右翼:(法国大革命后,由于保守派党在议会中的席位居于议长右手边而得名)指保守派,以及国粹主义、法西斯等立场。

全共斗在东京大学开展学潮

法国大革命被视作近代革命的典型,将基于进步和保守的不同政治立场的派别分别称作左翼和右翼的惯例也由此而来。然而,随着历史的推移,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称作左翼(进步派),国粹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称作右翼(保守派、反动派)的惯常说法,却是基于马克思主义革命论的立场所得出的、带有相当偏见的立论。从马克思主义者所鼓吹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来看,其将人类社会的历史视作由原始共产制到古代奴隶制,再到中世封建制、近代资本制的直线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先锋党(共产党)领导劳动阶级崛起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最终结果,生产手段实现了社会共有,“各司其职、各得其所”的共产主义社会得以实现。在这一番历史进程的规划中,便不难解释其为何会将方向正确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视为进步派(左翼),而将逆流而行的敌对思想视为复古、保守反动派(右翼)了。

然而,随着柏林墙坍塌、苏联解体、各国实现颜色革命、中国等共产党国家导入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我们的现今世界,还能否说是按照上述那样简单线性的路径在发展呢?

本文以被称为左右两翼始祖的中江兆民(1847—1901)与头山满(1855—1944)为考察核心,试图揭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左翼、右翼概念是如何在近代历史的发展中逐渐定型的。

幕末的动乱,始于美国东洋舰队司令官佩里率领的四艘黑船出现在神奈川的时候。面对西方强大的军事威胁,德川幕府对于既往的政治专制统治的信心逐渐消减。诸大名开始向身份卑微的幕臣、陪臣征求意见,制定对外政策。于是,在从和亲条约到通商条约的缔结过程中,他们便逐渐丧失了国家大事的决定权。其结果,下级武士和草莽阶层纷纷开始对政治发表意见。时任大老(即江户幕府时代辅佐将军的最高官员——译者注)的井伊直弼(1815—60)发起“安政大狱”本想压制这一处士横议的狂潮,却不想引发了樱田门外之变,进一步使幕府的向心力被减弱。

樱田门外之变是发生于安政七年三月三日的一起政治暗杀事件,不满幕府大老兼彦根藩藩主井伊直弼的水户藩激进浪士,于江户城樱田门外突袭准备进城的井伊直弼队伍,井伊直弼当场惨死。图为井伊直弼。

在这之后,幕末的政治潮流,便沿着攘夷派与公武合体派互相争执、武力倒幕论出现、大政奉还与王政复古、戊辰战争与维新政权确立这一方向展开,直到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左右两翼思想的萌芽。

被尊为长州藩尊王攘夷派泰斗的吉田松阴(1830—59),其创立的松下村塾培养了诸多青年才俊。他们之中有幕末时期的倒幕活动家,也有明治国家的领导者,身份不一而足。其中声名显赫的,如:高杉晋作(1839—67)、久坂玄瑞(1840—64)、入江九一(1837—67)、前原一诚(1834—76)、伊藤博文(1841—1909)、山县有朋(1838—1922)、山田显义(1844—92)、品川弥二郎(1843—1900)等等。若我们对吉田松阴的思想进行详细考察,便可以看到日后左右两翼思想中一些特质的发端。

鼓吹天皇尊严至上化、神圣化,并将之作为国民精神归一、忠顺的对象,这一想法,正可谓是打下了右翼精神——“一君万民论”的根基。可另一方面,过着半农半士生活的松阴,同时也具有着极强的劳动礼赞意识,对身处社会底层的农民充满同情。这种对于农民阶层反封建斗争的深深理解与支持,也可以看做是日后左翼思想的一个发端。

若将“尊王”定义为“对天皇、朝廷表明尊崇之意”的话,我们就不能过早得出此乃右翼精神之表征的结论。在当时,“尊王”的概念可以说与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概念一样,是一种时代的常识,是谁都不能反驳的社会普遍观念。因此,我们还需要对它的真实含义做一番考征。

松阴获刑死去后,其遗志被长州尊攘派所继承。通过他们舍生取义的不懈奋斗,时势开始向倒幕革命转变。然而,这里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不得不提——即在集结萨摩、长州等反幕势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坂本龙马(1835—67)。曾经接受过儒教理想主义者横井小楠(1809—69)以及幕臣胜海舟(1823—99)等人熏陶的龙马,其思想没有拘泥于尊王至上主义的教条,而是同时保留着相当自由的色彩。被称作幕末版“劝恶书”的《英将秘诀》,长久以来都流传着此书作者为坂本龙马的说法。该书中充斥着不逊的言辞,而人们认为此乃龙马所作,也是由于他与尊王、攘夷这样一种时代精神存在着稍许偏差的缘故。视《万国公法》为新时代最优良的武器、试图建立称雄世界的海援队等等……这些天马行空的想法,的确表现出了走在时代前端的龙马与他人的不同。

坂本龙马

从政治形态来看,其将倒幕之后的新国家构想总结为“船中八策”、让德川庆喜(1837—1913)出任新政权议会的议长、最终实现庶民代表也能参预的国家议会……坂本龙马的思想中还存在着议会政治的构图。日后中江兆民民权论的思想体系,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坂本龙马这一自由民权思想的影响。

中江笃介(后改为兆民),1847年出生于高知城下土佐藩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身为“明治四大奇人”之一的兆民,据说少年时期就有饭后敲碎茶碗、高唱快哉的怪行。幕末动乱高潮的1865年秋,他奉藩命远赴长崎学习法语。当时,坂本龙马在长崎经营着以海运、贸易为主要营生的龟山社中(海援队的前身),中江就是在这里和龙马相遇的。

我们还不能确定当时尚属少年的兆民是否在长崎直接受到了坂本龙马的影响。但至少可以说,在作为锁国状态下唯一一个对外的窗口的长崎,龙马的一系列追求新时代的努力与尝试,一定在兆民的内心里产生了不少感触。

之后,在大久保利通(1830—78)的帮助下,1871年,他被允许与岩仓具视(1825—83)、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1833—77)使团同往欧洲,前赴法国留学。在法国的这两年半时间里,兆民学习了政治、哲学、历史和文学。此外,在从巴黎公社的失败到第三共和国的建立这一时代变迁中,兆民也得以亲眼见证了王党派、共和派、帝制派等派别争相角逐的动荡政治局面。回国后,他与留学时的密友西园寺公望(1849—1940)合作发行了《东洋自由新闻》。兆民高度评价特有的人民主权论,撰写了很多相关方面的文章,还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翻译成了日文。被称为“东洋的卢梭”的兆民可谓是在日本提倡左翼思想的第一人。

于征韩论争中败阵下野的西乡隆盛(1827—77)发起了旨在推翻明治政府的西南战争,并于1877年秋兵败,命陨鹿儿岛城山。兆民的一位友人宫崎八郎(1851—77)也参加了西乡的反叛军。在田原坂激战后,兆民曾前往熊本探访了这位友人。面对兆民“西乡显然不是民权论者,那为什么身为民权主义者的你会投身西乡的军队?”的质问,宫崎泰然自若地回答到:“这一点我当然清楚。我们的计划是先与西乡结盟推翻明治政府,再进一步发动叛乱打倒西乡。”说服友人无果的兆民离去后数日,宫崎便战死沙场了。

即便是有着维新革命英杰威望的西乡隆盛,即便保有着萨摩武士刚毅勇猛的传统,以农民出身为主的征兵军最终也无法取得胜利。通过这场战争,人们认识到以军事抵抗中央政府是不可能的,凭借武力实现“第二维新”简直就像白日做梦。 1874年,西乡隆盛拒绝了与板垣退助(1837—1919)一起签署《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在此之后,板垣退助放弃了武斗路线(尽管他在戊辰战争时曾以东征军司令官的身份创下了辉煌战绩),开始着眼于走言论战的路线。1874年,板垣在故乡高知县成立立志社,并于翌年成立爱国社。西乡死后的1880年,板垣又组织了国会期成同盟,其成员河野广中(1849—1923)、片冈健吉(1843—1903)还向政府提交了速设国会的请愿书。1881年,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正式政党——自由党成立,板垣退助亲任总理。

作为民权运动的理论指导者,兆民出席了自由党成立的准备会议,但却没有加入该党。《东洋自由新闻》创刊才不到一个月,便已经在政府的高压下面临停刊了。在这样的局势下,自由党的活动又由于后藤象二郎(1838—97)的草率指挥而愈发脱离常轨。虽然1882年的刺杀事件中(该年4月6日,板垣退助在岐阜演说时遭刺——译者注),板垣大呼的“板垣虽死,自由不灭”为自由党赢得了一些声誉,但在之后福岛事件、加波山事件、秩父事件等一系列反政府的“自由党激化事件”迭起的高潮中,板垣、后藤这两位自由党的领导人却像有意顺应政府的“招安”一样,接受了其提供的资金出国了。他们这样背信弃义的行为,为自由党不安定的前途又蒙上了一层阴影。而兆民没有加入自由党,可能就是因为他已经预知了这样的结果吧。

加波山事件志士之墓,位于日本茨城县筑西市下馆地区

在自由党运动一时遭到顿挫的1887年5月,中江兆民出版了他的《三醉人经纶问答》。作为近代日本的政治思想史名著,在该书中,兆民借三人豪饮鼎谈的形式,阐述对比了流行于当时作为后进小国的日本的三种典型的政治、外交论,强调了国民政治意识的觉醒以及确立立宪政体的重要性。支持民主共和制与和平政策、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理想的“洋学绅士”,首先呼吁撤废军备、非战中立。而东洋“豪杰君”却嘲笑这种在没有武装的条件下实现和平的理论为空想。“豪杰君”主张,为了发展日本国运,必须在强有力的君主制下扩充军备,积极向大陆扩张,进而称霸亚洲。“南海先生”则是中间论者。他认为“绅士君之说是未来的理想,豪杰君所论乃过去英杰之梦,两者均无法在当前实现”。因此,他提倡实行一种介乎二者之间的渐进改良的现实主义,即对外在国民军的保障下实行独立和平外交,对内渐次实现君主立宪制政体。

“洋学绅士”似乎可以看成是左翼人物的代表。从社会主义革命、反战论到之后的对俄非战论,从明治末期的“平民社”到大正、昭和前期的无产劳农运动与和平主义外交,甚至到战后社会党的“非武装中立论”,都可以看到这种左翼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与之相对,“豪杰君”的论调,则仿佛就是日清、日俄战争以后鼓吹扩充军备、称霸大陆、占领朝鲜与台湾的军国主义右翼超强硬派的原型。而以“南海先生”为代表的稳健的现实主义派,则可以说是预示了从伊藤博文、西园寺公望、原敬(1856—1921)内阁,到之后的政友会、以及加藤高明(1860—1926)、浜口雄幸(1870—1931)、若槻礼次郎(1866—1949)等宪政会、民政党诸内阁,以及币原喜重郎(1872—1951)的国际协调外交策略这一自明治末期到昭和初期的日本政治实况。

至于上述三者哪一位的思想才是中江兆民的投影,我们可以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三者都是兆民的分身,但多数人还是认为,“洋学绅士”的观点才是最符合兆民之理想的。

以伊藤博文为首的政府领导层惧怕自由民权运动的激进化,其在颁布了一系列治安限制法令的同时,还效仿德意志(普鲁士帝国)政体进一步完善了立宪政治体制。这一排除了民权派的体制于1885年确立了内阁制度,并于1889年颁布了日本帝国宪法,还在1890年开设了帝国议会。

兆民虽然认为,只有国民自下而上争取来的“恢复的民权”,而不是政府由上而下“恩赐的民权”才是真正的民权,但他同时也指出,即便是恩赐的民权,只要能够巧妙利用,也有可能实现国民权利的扩充。兆民不单单是一个坐在书斋里思考的理论家,他同时也是一个欲在充满种种制约的现实政治中发扬民权的行动家。在民权派于1887年掀起的要求政府承诺言论集会自由、减轻地租、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三大事件建白运动”中,兆民从民主主义彻底化的立场出发领导了这次斗争。然而,这场席卷全国的反政府运动,却也在保安条例的弹压下走向终熄了。

之后,兆民参加了1890年的第一次议会总选举,并与来自大阪的片冈健吉、中岛信行(1846—99)、大江卓(1847—1921)、植木枝盛(1857—92)、林有造(1842—1921)等土佐民权派人士一同当选为议员。然而,在议会成立仅两月有余的1891年2月,民党内部却发生了分裂。其时,作为在野党的民党尽管在议会中已经占有了压倒性多数,但却有29名议员与政府站在了一边,于削减军费和减税问题上做出了妥协。其结果,所有议题均照政府草拟案通过。甚至连曾经起草过《日本国国宪案》、主张极端激进的人民主权的植木枝盛都参与了这场“土佐派的背叛”。对此感到无比痛心的兆民,在《立宪自由新闻》里发表了指责议会为“无血虫之陈列场”的著名抗议文章后,便毅然辞去了议员一职。

中江兆民

兆民离开后,议会中民权运动的热情日益消减。1898年6月,大隈重信(1838—1922)与板垣退助联手,将互相攻讦多年的自由党与改进党(时改称为进步党)联合为宪政党,并由大隈出任首相、板垣出任内相,成立了“隈板内阁”。然而,这一政权的幕后操纵者实为伊藤博文,大隈和板垣只不过是充当了伊藤政治构想中的一枚棋子。之后,以文相尾崎行雄(1859—1954)的“共和演说”为导火线,旧自由党与旧进步党的对立重新被激化,这一日本历史上首个政党内阁仅存在了四个月便宣告瓦解了。

1900年9月,由伊藤博文出任初代总裁的立宪政友会宣告成立,宪政党解体融入其中,曾经辉煌一时的自由民权运动至此彻底画上句号。已经退出政界、隐居北海道的中江兆民得知这一消息后激愤不已。他让弟子幸德秋水(1871—1911)写下了《自由党祭文》,文中叹息到:“呜呼!自由党死哉!而历史不能抹杀其荣光!”(《万朝报》)

1901年,兆民因患咽头癌而被医生宣告只有一年多寿命。在同恶疾苦斗的过程中,他还写下了《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两书。中江兆民极富传奇色彩的54岁人生,便在这一年落幕了。

土佐出身的记者黑岩泪香(1862—1920)曾经评价兆民为“有操守的理想家”。诚然,兆民的思想里有着很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如他提倡扩张人民权利、缩减军备、中立外交等等。此外,他还十分关心处于社会最下层的部落民的生存处境,甚至在议会总选举时,兆民都没有选择故乡高知县,而是选择了从部落民最多的大阪选区参加竞选。他的政治信条和理念,被弟子幸德秋水、堺利彦(1870—1933)等人继承,直到以后的社会主义者、左翼活动家身上,都能看到兆民思想的影子。

然而,我们不能忘却的一个事实是:兆民与被称为日本右翼始祖的头山满,实际上是肝胆相照、私交过甚的密友。

头山满

在兆民最后的遗著《续一年有半》中,有关于头山满的记述:

头山满君具有忠厚长者的风度,并且只有他,才是一个生长在现在的社会,而完全保存着古代武士道精神的人。他嘴里不说话,但内心明白,大概可以说是一个把机智隐含在朴实之中的人。

这实在是一个极高的评价。与之相呼应的是,头山也在很多地方表达了对兆民的赞赏。那么这位头山满君,到底是何方人物呢?

1855年4月,头山满出生在筑前藩(今福冈县——译者注)一个破落武士家庭,父亲名为筒井龟策。头山是家中三子,幼名乙次郎。后被母亲的娘家头山家收为养子,遂改称头山满。16岁时进入由女杰高场乱(1832—91)开设的兴志塾学习,并在这里结识了进藤喜平太(1850—1925)、箱田六辅(1850—85)等人,坚定了士为国死的精神。1875年,其与进藤、箱田等人结成矫志社,密谋在福冈发起武装起义,结果失败被捕。也是由此,头山满未能参加77年的西南战争。西乡隆盛败死后,出狱后的头山满赶赴高知县打算劝说板垣退助起义,结果却被板垣灌输了自由民权的思想。回到福冈的头山创立了民权结社“向阳社”,即1881年(也有认为是1879年)成立的、声名远扬之玄洋社的前身。

高场乱,曾参与平野国臣等福冈勤王派的活动,是幕末时期支援过平野、高杉晋作等志士的勤王歌人野村望东尼的堂妹。

作为鼓吹大亚洲主义的国家主义团体,玄洋社自明治前期成立以来,到太平洋战争战败后被取缔的这半个多世纪里,曾培养了众多右翼活动家:内田良平(1847—1937)、杉山茂丸(1864—1935)、广田弘毅(1878—1948)、中野正刚(1886—1943)、绪方竹虎(1888—1956)、安川第五郎(1886—1976)……这样一个对日本的大陆侵略政策曾产生不小影响的玄洋社,其出发点竟然也是自由民权运动。玄洋社的“宪则三条”规定:“第一条 敬戴皇室”“第二条 爱重本国”“第三条 固守民权”,这与当时其他的民权运动结社的行动纲领并没有很大区别。

自由民权运动是继承了幕末尊王倒幕,以及明治初期士族叛乱精神的反体制政治运动,日本的左右两翼也由这一运动产生。那么,左右两翼的分歧点又在何处呢?

玄洋社的社长虽然由平冈浩太郎(1851—1906)传到箱田六辅,再传到进藤喜平太,但其背后的实际操纵者一直都是头山满。怀有雄飞大陆之志的头山认为,民权运动有三大主题:一、扩充人民权利和自由;二、减轻经济负担;三、坚持对外独立,而其中又以第三个主题最为重要。玄洋社之所以会由一个民权结社逐渐演变为支持日本帝国主义政策的组织,其深层原因正在于此。19世纪中叶以后,面对英、美、法等西方列强日渐露骨的侵略野心,坚持对外独立无疑成为了近代日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命题。而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不平等条约的改订。

幕末时期德川幕府与欧美诸国签订的通商条约中,多含有损害日本国家利益的内容,如承认治外法权、损害关税自主等等。而改订这些不平等条约,就成了明治日本最大的外交课题。然而,政府的应对措施却十分不得人心:使欧两年的岩仓使团在修约问题上毫无进展;井上馨(1835—1915)大力推展的鹿鸣馆外交(连日举办西洋舞会)也被证明只是受尽各国嘲讽的拙劣把戏;大隈重信甚至还推行了破格录用外人法官的辱国政策。在头山及其同伴看来,政府的这一连串愚蠢行为是无法容忍的。

1889年10月18日,负责与欧美国家商订改约的大隈重信外相于外务省门前被玄洋社员来岛恒喜(1859—89)的炸弹炸伤,失去右腿。来岛的自杀,使得这场暗杀背后的关系变得扑朔迷离,但其策划者为头山满的可能性还是很大。而且巧的是,这位来岛也是中江兆民的学生。这场让人联想到幕末“天诛”的政治恐怖活动,成为了玄洋社扬名的开始。

在这之后的日清午战争、三国干涉还辽以及日俄战争中,头山满及其领导的玄洋社自始至终都坚持着“对外强硬”的基本信条。

曾于中日战争时期出任首相的近卫文麿(1891—1945)之父近卫笃麿(1863—1904),很早便开始标榜大亚洲主义,提倡东洋诸国大同团结。他在1898年组织了东亚同文会,并在1900年将之扩充为了国民同盟会。在这一主张对俄强硬外交、即便开战也在所不惜的组织中汇集了众多政治家,其中便有头山满与中江兆民——《三醉人经纶问答》中的“豪杰君”与“洋学绅士”,竟在这里成为了同志。

之后不久,兆民的咽头癌便恶化了。据说,头山曾数次探访病重的兆民,并在床榻前接受了他对后事的嘱托。

结语

松本健一《作为思想的右翼》一书中这样写道:“近代日本在确立自由主义为体制中的支配地位之时,作为反体制派的右翼与左翼也同时诞生了……右翼与左翼,是不满于作为明治国家体制补充的这个母体所产下的一对双胞胎。”

在从士族叛乱发展到反体制的自由民权运动的过程中,强调社会主义与反国家主义的思潮逐渐左转;而提倡国权扩张、进而鼓吹称霸大陆的论调,则在与帝国主义国策的巧妙回旋中逐步右转了。

到了大正、昭和初期,日本左右两翼的思想发展到顶点,开始表现出尖锐的对立。然而,其中的过激分子,如大杉荣(1885—1923)、北一辉(1883—1937)等人,以及日本共产党和二·二六事件中的青年将校们,却都被政权抹杀掉了。左翼开始走向稳健,并以这样温和的方式被纳入了体制;而偏离初心的右翼却追随国策,成为了新体制中的核心,以致最终演化为了侵略亚洲的尖兵。

(本文经过作者授权,节译自日本岩手大学教授岡崎正道《日本の左翼と右翼の源流》,原载《言語と文化文学の諸相》杂志)

转发就是我们的动力!戳下面按钮转发吧!

八度网 Copyright @ 2017-2020 All Rights Reserved